「日本病」的問題在於，經濟體老了，而且越來越老。重生之路也有，但這需要徹底的、脫胎換骨的改造。
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
我們在和日本一起變「老」by 謝國忠
2009年，日本名義GDP下滑了6%，至5.85萬億美元，實際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%。相比之下，同期美國名義GDP下滑了1.3%，至14.2 萬億美元，實際GDP則下降了2.4%。但是，如果到日本和美國旅遊，你或許會覺得，美國的處境比日本更糟糕。較之於美國人的抱怨連連，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。人們面對逆境的態度如此不同，或可歸因於文化差異。但不管怎麼說，日本現在真是一團糟，其名義GDP已低於1992年的水平—當時日本土地價格剛開始跳水。
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慄，因為它的問題也正是未來我們所有人的問題。大家都知道「變老」意味著什麼，因為我們都見過老人。歷史上，諸多帝國從衰老、枯萎，直至消亡，這樣的先例比比皆是。
對現代經濟來說，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。經濟體衰老的背後，一定蘊藏著許多顯而易見的因素，而所有這些因素，在日本都發生了。看著一個經濟體老化，絕對不是什麼有趣的事情。
數十年前，荷蘭的油氣儲備頗豐，強勁的油氣出口使其匯率陡然上升。荷蘭人過了一把高幣值的癮，不思勞作，瘋狂享受。當石油資源枯竭後，好日子也就結束了。這被稱做「荷蘭病」。那麼，如果一個經濟體呈現「衰老」之相時，我稱之為「日本病」。
日本「病在哪裡」
多數分析師都把日本的問題與其在20世紀80年代的超級泡沫相聯繫。在高峰時期，日本房地產價格超過了全球總量的40%，日本皇宮所佔土地的價值，超過了整個加州。世界十大富豪，日本地產商佔到了七個。毫無疑問，那時日本實在是鬧過了頭。但20年後，那場泡沫還能有如此強烈的效果嗎？
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都把矛頭指向了日本斷斷續續的財政刺激政策。他們辯稱，如果日本能在上世紀90年代堅持實行刺激政策，那麼今天的日本經濟將會相當健康。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，經濟就像是個不帶電池的汽車：動力就是一切。經濟停擺，就像汽車撞了減速器，如果有人使勁推，而且一直推，汽車總會重新前進，問題也就解決了。
結構主義者則把日本的問題歸咎於改革滯後。他們認為，如果日本能夠甩掉所有的壞賬，增加股東權益，並取消市場管制，就能引致效率提升創新之浪潮，這將推動經濟增長。事實上，小泉政府的確採納了結構主義者所主張的許多改革，日本一度也確實經歷了經濟增長。但事後看，小泉時代日本經濟的增長，主要得益於全球經濟繁榮下日本出口的增加，而非國內改革。
我認為，凱恩斯主義者對日本的解讀完全錯誤。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案，就像止痛藥一樣，治標不治本。它只是在經濟下降週期中試圖去降低產出損失，但對長期經濟運行來說，毫無意義。用凱恩斯主義來解釋或試圖治癒長期的經濟問題，謬以千里。
不幸的是，當今絕大多數執掌各國央行的經濟學家，都是這一派的。他們的行為完全因循經濟刺激計劃的多稜鏡。危機發生的時候，一些適當的刺激無可厚非。但是，試圖通過不斷的刺激使經濟體重返強盛之境，就大錯特錯了。結構性問題，尤其是高負債，正在阻止經濟的強勁增長。不斷的刺激將引致通貨膨脹，而非高增長。
日本的問題，沒有簡單的解釋，也沒有什麼靈丹妙藥。這麼多問題互相牽制，局勢相當棘手。日本的問題在於，它老了，而且越來越老。重生之路也有，但這需要徹底的、脫胎換骨的改造。日本並不願意這樣做，因為那並不值得。
世界「正在變老」
一個經濟體「變老」會有多種表徵。最常見的就是生產要素—包括勞動力、資本和資源—的枯竭。當一個經濟體起飛的時候，勞動力比較充裕，因此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合適的。當剩餘勞動力枯竭之時，就應當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。
一旦資本存量足夠高，投資就不再能推動經濟增長。經濟學家稱之為「收益遞減」，或者說，同等投入帶來的產出減少。經濟學家把消費和投資剛好平衡的狀態稱之為「穩態」，就像一個人永遠停留在中年一樣。
成熟經濟體也有可能保住青春。借助於創新，同樣的投入，產出會更多。這被稱為「全要素生產率」的因素(TFP)是成熟的經濟體重獲青春的靈丹妙藥。它決定了一個富裕的經濟體多快才能變得更富有。1%的全要素生產率只能說是「一般般」，2%就相當不錯了，要是能達到3%，那簡直是「超級棒」。
許多經濟學家都相信，自由的、成本更低的經濟結構，更能刺激創新。但是，在互聯網時代，創新很快就傳佈世界各國，目前尚不清楚創新帶來的收益能否為創新國獨享。
收益遞減規律定義了與資本積累有關的經濟老化問題。僅僅數十年前，人們的預期壽命還不夠高。現在世道變了，世界已從一個退休人口較少的均衡，發展到一個退休人口與勞動人口數量相當的新均衡。當新的平衡建立起來，就形成了「老齡經濟」。
除了預期壽命提高，出生率下降是另一個對經濟影響甚大的新現象。最初，出生率下降是有益的，這意味只需要更少的資源就可養活這些年輕人。這就是所謂「人口紅利」。舉例來說，出生率下降可以使更多的婦女參加工作。但是，一旦低生育水平持續20年，就會造成勞動力的減少，反而與此前20年帶來的好處相抵。
日本正飽受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逆轉之苦。理論上，人口逆轉每年壓低日本經濟增長率1個百分點以上。從現實看，問題更為嚴重。
一個社會逐漸「變老」，其資源分配會越來越向老齡人口傾斜。比如說，醫療保障支出，就會隨著年齡的增大而增加。大體來說，老年人更不願冒險，這也使社會或者經濟變革更為困難。 老齡社會的根本力量更傾向於非生產性支出、更少的競爭。
顯然，老齡社會中不斷增加的社會負擔落在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肩上，比如，工作的人稅收負擔會日漸加重。由於勞動報酬減少，勞動力的供給也會減少，因為工人們寧願多花時間去休閒。這樣一來，很可能會釀成勞動激勵的惡性循環。
老齡化帶來的影響，要遠比計算人口撫養比—也就是不工作與工作人口的比例—複雜得多。社會在許多方面都產生了變化，變得更加保守，工作不努力，更少的創造性。也即這個社會「變老」了。
其他主要經濟體也與日本相距不遠。比如，歐洲的主要經濟體，由於失業和退休的福利更加慷慨，它們經濟失去活力也會更快。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不斷上升，也是由老齡化所推動。政府的收入已無法支撐高增長時代承諾的福利。於是政府就採取借錢的方式踐行承諾。
日本的政府債務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約200%，居世界之首。其他發達經濟體似乎也差不多。歐洲平均財政赤字佔其GDP的6%。英國占12%，美國則占10%。用不了多久，發達國家的赤字就會趕上日本，並居高不下。
「世界可能並不穩定」
如果去日本的二線城市旅行，你會對街上年輕人如此少、服務業老年人又如此多而印象頗深。事實上，大多數出租司機大概在70歲左右，酒店和餐館的服務員經常是六七十歲的女性。他們呈現了一幅僅由老年人支撐的經濟體的超現實圖景。
東京則呈現出了另一幅景象。它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樣充滿了活力。但是，東京的活力是來自於吸納二線城市的年輕人。東京是日本的服務業中心，但也無法擺脫一個日漸老化的社會的症狀。
老齡化會對資產價格帶來災難性的後果。以樓市為例，必將變成長期的熊市。人口減少意味著樓市需求的減少。由於房產是一項長期持久的資產，因此可能出現長期的供應過剩，從而對樓價產生了不斷向下的壓力。近20年來，日本的房地產價格以年均7%的速度下降。租金收益率剛好與價格的下跌相互抵消。外國人不時被日本很高的租金回報率吸引，但很少人賺到錢。
經濟老化就意味著經濟發展的停滯。正因此，企業的利潤可能會停滯不前。不能增值的股票應非常便宜，比如說，10倍的市盈率或5%的股息收益率。日本股票在高峰時期曾有超過70倍的市盈率。20年來這些股票一直在下跌。外國投資者有時候被吸引去增加日本股市的價值，一段時期外國人購買導致日本股市的好轉，但這最終被證明是個陷阱。
有沒有可能阻止或扭轉經濟老化呢？我對此表示懷疑。出生率下降和預期壽命上升的力量太大了。
引進移民或可延緩老齡化進程，但這並不現實。以中國為例，其人口年齡結構，在未來不到20年的時間內，將與發達經濟體相差無幾。而再過20年，印度也會步中國的後塵。同樣道理，發達經濟體也不能指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工人。
錯誤的政策可能會加劇老齡化進程。長期來看，經濟高增長時代的高房價政策最有破壞性。除了高房價，中國仍然維持著獨生子女政策。長期來看，後果是極其嚴重的。儘管現在中國人對房產如此熱衷，但是，一旦老齡化來襲，中國的樓市將經歷比日本更為可怕的熊市，這一切很可能用不了15年就會成為現實。
老齡化可能帶來通貨緊縮，日本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。而且，僅僅因為政府靠借債來覆蓋人口老化的成本，通縮就會發生。一旦債務高到難以為繼，通脹就難以避免了。恐怕世界正朝著這個方向走。一旦政府的承諾難以兌現，社會後果相當嚴重。長期來看，世界可能並不穩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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